儘管川普的行政命令看似一團亂,但川普政府很可能正在推動更大的戰略。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史賓賽(Michael Spence)
美國總統川普的第二任期,恰逢結構與科技的驟變時期,其主要是由三大趨勢所驅動。首先,疫情、新戰爭、氣候變遷和地緣政治緊張對全球經濟的衝擊,仍是餘波盪漾。在此同時,有一些更廣泛的長期趨勢持續抑制成長,並創造新的通膨壓力。這些趨勢包括新興市場收入水準高漲;佔全球GDP近80%的國家正在經歷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生產力下降;以及其他削弱全球經濟供給面彈性的因素。
最後,在科學與科技上的突破,正在改變從數位服務、生物科技到能源等廣泛領域的面貌。這些無一例外是在強大的技術和工具問世後,隨著其成本急劇下降,對全球創新社群而言日益垂手可得,進而推動領域發展。正如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所凸顯的,人工智慧(AI)已經對科學領域產生巨大且日益成長的影響。儘管對於宏觀經濟影響目前還不大,但這種情況可能很快就會發生改變。許多人預計未來十年AI將推動生產力持續增長。
這些趨勢正在劇烈地改變全球商業和政策環境。韌性和國家安全已成為重中之重。供應鏈網絡正在迅速演變。通貨膨脹三十年來首度成為重大問題。這一切都發生在川普重返白宮之前。
全然由效率、相對優勢、經濟實惠的國際分工,以及私部門投資所主導的「全球相互依存時代」已經結束。截然不同的事物正在浮現,但實際的樣貌尚不明朗,特別是現在川普政府又製造出這麼多額外的不確定性。
美國和國際的成長預計都將大幅放緩。川普關稅導致企業大幅削減已規劃的資本支出。消費者信心快速崩盤,通膨壓力隨著預期心理不斷上升。美國政府甚至公開承認,為了達成目標,短期內可能需要承受一些痛苦。現在的問題是,所謂的「短期」究竟是多久。
共和黨把持的國會正站在一系列議題的風口浪尖上。儘管許多人希望在關稅、外國援助、聯邦薪資以及如何處置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教育部等行政部門實體方面,國會可以重申其憲法權威,但迄今為止,國會放任川普為所欲為。
在國內政策方面,大家都明白,重大鬆綁、甚至是徹底鬆綁規管是勢在必行,許多人都樂見減少官僚作風、簡化流程、促進活力和成長的措施。然而,我們也大有理由擔心,政策制定時不分青紅皂白、毫無配套,會造成不必要的附帶損害。例如,削減聯邦政府人力的策略就是大量解僱聘員,萬一出問題,再把他們重新聘回。
儘管川普的行政命令看似一團亂,但川普政府很可能正在推動更大的戰略,目的是稀釋和削弱潛在的反對勢力。川普及其他官員一再聲稱,雙邊貿易逆差顯示大有問題,肯定是美國被占了便宜,導致美國產業和國家安全受到損害。不用說,這不是從國際貿易課中可以學到的觀點。
對美國貿易順差最大國家(根據2023年數據),包括中國(2,790億美元)、歐盟(2,090億美元)、墨西哥(1,520億美元)、越南(1,040億美元)、日本(710億美元)和加拿大(640億美元,完全歸功於美國所進口的能源)。第一波遭到川普加徵關稅的四個國家,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和中國,占美國2023年貿易赤字總額(1.06 兆美元)的66%。如果加上日本和越南,數字將成長到83%。
「解放日」關稅也大致符合瞄準貿易赤字較高國家的政策。對中國、歐盟、越南、日本的新關稅稅率分別為34%、20%、46%、24%,加拿大、墨西哥暫時維持單獨政策,僅對汽車、鋼鐵、鋁材等產品徵收高關稅。
但4月2日的關稅遠不止針對美國有巨大赤字的貿易夥伴。相反的,美國政府對外國商品全盤徵收10%的稅率,包括美國貿易順差國家也不例外。此外,川普政府針對眾多小型經濟體徵收高於10%的額外關稅,這些關稅對美國平衡貿易的影響微乎其微,雖然主要的拉丁美洲經濟體(墨西哥除外)均獲得豁免。
金融市場立即做出反應。「解放日」後的兩個交易日內,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了5兆美元,相當於10%。商業和消費者信心持續下滑,美國以外的市場也普遍走跌,反映出美國金融市場的主導地位和龐大影響力。中國對美國進口產品徵收34%的關稅,其他國家也考慮採取報復措施。隨著市場和經濟不確定性加深,經濟衰退預期也與日俱增。
儘管如此,受到最大經濟衝擊的可能是美國,以及那些最仰賴美國市場的貿易夥伴。由於美國經濟約佔全球名目GDP的26%,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則為15-16%,因此,若隔離美國資產,將對整個體系造成巨大衝擊。雖然每個國家對美國的出口都會面臨關稅,但曝險程度各不相同:中國為中等,越南為相當高,墨西哥和加拿大則為非常高。幸運的是,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區銷售產品,而世界其他地區的市場並不小。
相較之下,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將面臨來自世界其他國家所有產品的進口關稅。企業在試圖進入外部市場時可能還會面臨更高的「對等」關稅,主要國家可能會限制對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這在某種程度上有違川普政府徵收關稅的既定目的。
換句話說,儘管各個國家和地區將承受廣泛而歧異的經濟損失,但受衝擊最大的可能是美國,因為它與全球其他經濟體的孤立程度日益加深。
美國經濟政策制定者是否了解這種不對稱情況?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政府是否認為關稅將促成貿易重新平衡,或者目的就是要迫使貿易夥伴和企業將生產與工作轉移到美國。川普本人傾向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支持他打消赤字和增加就業的議程,而關稅大概又增加另一種誘因。1980年代,雷根總統限制日本汽車進口(使用配額而非關稅),以鼓勵日本汽車巨頭投資在美製造和組裝汽車。事實上,它們也確實這麼做了。
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川普政府的診斷和處方,其目標很明確,就是改變全球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構,使其有利於美國國內製造業和就業。但有鑑於美國公債和股票對於全球的吸引力,美元又具有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這項議程面臨強大的阻力。除非美國故意降低美元資產的吸引力(這將需要部分關閉資本帳),否則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不太可能改變。
或許美國的目標不只是貿易,還包括各國資本帳管理中較為深奧的面向(如匯率和外匯儲備政策)。部分政府官員似乎確實了解這項挑戰的性質。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Stephen Miran)曾撰文詳細闡述,只有相當「狹窄」路徑可以達成這類重組,同時避免對美國經濟成長、就業以及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造成過度的附帶損害。
但現行制度尚無可行的替代方案。成長中的全球經濟需要不斷擴大的貨幣基礎才能正常運作。與其說是減少1兆美元的貿易赤字,更有可能的情況是美國將這些赤字在各國之間重新分配,而這可能無法導致川普設想中的國內重組。
政府政策是否會導致通膨則是更難回答的問題。短期內,成本和價格預計會上漲。但通膨壓力源自於各產業供不應求的趨勢。關稅(包括報復性措施)肯定會立即增加成本並降低供應彈性,但川普的放鬆規管議程將會往反方向推進。對成長、企業和消費者信心的負面影響將降低國內總需求,而國外需求也將下滑。因此,牽涉其中變數的太多,我們難以對長期通膨壓力做出有把握的預測。
川普在貿易(以及更廣泛的外交政策)方面採取的激進雙邊策略,自然有其後果。美國的長期盟友正陷入困境。除了反抗和徵收對等關稅之外,加拿大幾乎沒有任何防衛手段;歐洲領袖也已經得出結論,美國不再是歐陸安全的可靠擔保人。歐洲國防開支目前有望成長,這或許也有助於歐盟縮小與其他大國之間的數位科技差距。
中國擁有龐大的國內經濟,能夠承受關稅的衝擊。中國已經需要刺激國內總需求,中國也肯定會把川普政府停止資助美國大學基礎科學技術研究,當成是意外之喜,因為這可能有損美國的長期競爭力。
更廣泛地說,美國與過去朋友和盟國之間失去信任,將減少美國未來參與集體行動的選擇。由於川普政府對多邊方式不感興趣,久而久之,許多多邊機構可能會在歐洲、中國以及各個新興市場和已開發經濟體的支持下進行重建。
這把我們導向最後一個大哉問。學者早就指出,先前數波數位科技的普及,引發中產階級「常規」工作和收入的下行壓力。未來數年間,採用AI是否可能讓這種情況重演,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於這個進程,雖然沒有人擁有詳細的路線圖,但我們可以合理地預期其影響規模可能一如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新模式,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川普政府就算已有策略可以因應這項就業相關的技術挑戰,也尚未透露具體策略為何。然而,若是認為單是重組國際貿易和投資就足以讓美國勞工受益,那就大錯特錯了。還有其他因素牽涉其中,若政策制定者忽視這些因素,最終將後果自負。
史賓賽(Michael Spence)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丹佛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曾任史丹佛大學商學院院長,與艾利安(Mohamed A. El-Erian)、布朗(Gordon Brown)和利多(Reid Lidow)合著《永久危機:修復破碎世界的計劃》(Permacrisis: A Plan to Fix a Fractured World)。
(譯者:吳巧曦; 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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